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

汉语哲学在现代转向之际，尤其在逐渐开始研究和思考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之时，曾经受到陈旧的教条和意识形态的约束和限制，一度畸形发展。1900年，胡塞尔发表《逻辑研究》，肇始了二十世纪的现象学运动和存在主义思潮。

伟大的哲学家都已逝去，新的哲学先知尚未出现。1、汉语哲学的意义、问题和可能发展 汉语哲学在今天存在着多重意义，这是由汉语哲学的历史、现实和独特性所造就的。2013年1月14日草 2015年12月2日修改于北京圆明园东听风阁 （原文载于《语言战略研究》，2016年第1期，商务印书馆（1）汉语哲学首先是指用汉语作为思维和表达工具的哲学活动，在这层意义上，汉语哲学与使用其他任何语言思维和表达的哲学，除了语言的特殊性之外，拥有共同的对象和问题，这些无疑是汉语哲学的主题，也是汉语哲学这一题目所要研究和考察的主要对象。比如，从汉语表达的角度来看，许多由印-欧语系to be形式引起的问题，可能并没有那么广泛的哲学意义。

2、汉语哲学的特征 当代汉语哲学具有三大知识来源和基础：即传统汉语哲学、西方及其他地区经翻译而传入的哲学与当代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。事实上，当代的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比以往不仅更多，亦更分明、尖锐和迫切，对此哲学也就自然而然地承接了其无可回避的担当和责任。这一段话的意思是：孟子认为人之自我有两个层面，一层是他所谓的大体，一层是小体。

而就是本着这份现实感，后世儒者像王夫之才有君子禽兽，只争一线的观念。宋明儒学发展到这一步，对幽暗意识，已不只是间接的映衬和侧面的影射，而已变成正面的彰显和直接的透视了。这内转的关键是孔子思想中道的观念。这种抗议精神，在后世的朱子学派，持续不衰，最明显的例子是明末清初陆世仪、张扬园、吕晚村这一批学者，他们之不事新朝，并不只是对异族的反感，他们也是本着儒家的道德理想，坚持抗议精神而有所不为的。

因此由大学模式的思想为基础，在儒家传统中确曾产生过有关制度的构想和讨论。这就是所谓的圣王和德治思想，这就是先秦儒家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途径。

上面提到的陆世仪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。基督教是以人性的沉沦和陷溺为出发点，而着眼于生命的赎救。同时也从这个角度去放眼看历史。另一种趋势就是以现实政治为基础而求德治的实现。

一种引发了抗议精神与批判意识，但这精神与意识始终停留在道德理想的层面，未能落实为客观制度的构想。他的抗议精神是由大学模式表现出来，因此也难免受到这模式的限制。这种生命二元论，是整个儒家传统形成中的一个极重要发展。《论语》中这些显而易见的话，已清楚地显示：孔子所谓的道，已不仅指外在超越的天道，它也意味着人格内蕴的德性。

以事言，则正之胜邪，天理之胜人欲，甚难。基督教是作正面的透视与直接的彰显，而儒家的主流，除了晚明一段时期外，大致而言是间接的映衬与侧面的影射。

三、王学思想中的幽暗意识 幽暗意识不仅限于程朱学派，就在对成德充满乐观与自信的王学里，也时有流露。《学记》曰：师严而后道尊。

陆世仪在他的《思辨录》里就曾说过这样的话：周子曰：师道立而善人多。总而言之，圣王的理想，《大学》的模式，都是儒家乐观精神的产物，同时也反映了幽暗意识在儒家传统里所受到的限制。千五百年之间，正坐如此，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。重要的是，儒家在这一点上的乐观精神影响了它的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方向。很显然的，对政治权力的看法，儒家和基督教是有着起足点的不同的。他对政治的构想最后仍归结于期待圣王的出现。

但必须强调的是，此所谓制度是现存的行政制度及其附丽的礼乐制度，而非基本的政治制度。所以要这样强调，主要是为了纠正一个很流行的错误观念，那就是儒家思想一味地乐观，对于生命的缺陷和人世的遗憾全无感受和警觉。

他在答陈同甫的信里，把三代以后历史的沉沦，说得最为明白斩钉截铁：若以其能建立国家，传世久远，便谓其得天理之正，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，但取其获禽之多，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正也。正如人身正气稍不足，邪便得以干之。

王学的乐观是来自王阳明之深信他发现了挽救人心、培养德性的独特方法，而并不代表他们无感于人心的陷溺。（本文节选自《幽暗意识与时代探索》张灏著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。

但是后者在表现幽暗意识的方式上，仍然与大乘佛教有着基本的不同，因为佛教的无明观念，像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一样，对生命阴暗面是作正面的彰显与直接的透视。《尚书》云：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则师尊与君等。儒家思想是以成德的需要为其基点，而对人性作正面的肯定。朱子平生的思想和立身行事就已经很有这种倾向。

这种对立使得成德过程的艰难性在朱子思想中特别明显。但是这种强调并不就是对儒家与基督教在这方面不同之处的忽视。

因为原始儒家从一开始便坚持一个信念：既然人有体现至善，成圣成贤的可能，政治权力就应该交在已经体现至善的圣贤手里。但在宋明儒学的主流——程朱学派中，它似乎特别显著和突出。

曾国藩才说出不为圣贤，便为禽兽这种警语。但同时他却能够对人性中所潜藏的罪咎和陷溺作深入的体认。

不论成德的过程是多么的艰难，人仍有体现至善，变成完人之可能。易言之，《论语》一书中已非完全承袭周初以来的忧患意识，忧患意识已渐渐转化成为幽暗意识。第二，成德的人领导与推动政治以建造一个和谐的社会。这里必须指出的是：王学文字中，学绝道丧，人心陷溺这一类话，并非出自对人世浮泛的观察，而是本自他们对生命的体验。

另一种引发了制度的构想，但所谓制度是表现治道的制度而非政道的制度。而邪之胜正，人欲之胜天理，却甚易。

况于日之所闻，时之所习，出入于世俗之内，而又无明师良友之益，其能免于前病乎，夫所安者在此，则惟恐人或我窥，所蒙者在彼，则惟人不我与，托命既坚，固难于拔除，用力已深，益巧于藏伏，于是毁誉得失之际，始不能不用其情，此其触机而动，缘衅而起，乃余痕标见。孟子有时又称这两层为贵体和贱体。

但是换一个角度去看，周初以来的忧患意识也贯串全书。后来由经世思想出发而讨论制度安排的种种丛编如《皇明经世文编》、《经世文钞》、《皇清经世文编》等在基本义理规模上都未能超过《大学衍义正补》两编。